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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对日本人参拜靖国神圣愤愤不平，倒不如多修建一些忠烈祠堂，让中国人能世代记得这些为民族捐躯的英雄。

　　现在我宁可随性着活，跟小时候一样，能得的得着，不能得的也不惦记，这样活过每一天，至少能有个愉快的回忆，我想“安贫乐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年Oklahoma大学的中国学生会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之夜”，当代大陆学生们希望用2小时的演出来讲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当学生演员们在舞台上诠释1912年到1949年那三十八年的历史时，却只唱了一首“夜上海”了事。“国民党时期，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一位20出头的女中国大陆学生这样对我说。几天后，我在教堂里遇见了一位20出头的台湾男孩子，他坚定地对我说：“我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是台湾人。”我却不禁问道：“那邓丽君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呢？”他顿时愣住，过了一会，他说，那就要看她自己怎么想了。

　　20世纪50年代，台湾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农业人口也占总人口的40%以上，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台湾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并没有出现农业的衰败和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这纵然与一些外在因素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可能要归功于台湾农会在农村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有人问我什么要放映电影？我的回答是：现在的学生急功近利，坐下读书是很难得，而电影90分钟，时间短且因为声影齐全，能够吸引注意力；而且很多电影的故事情节是很能引人反思的。从我选的电影中，看电影的人能看到自由、平等、追求、责任、智慧与批判。

　　学校是为民主社会的持续发展培养公民的地方，而公民是须为国家的未来担当责任的，那么他们一定得是身体健壮，心智开朗，人格独立，交际活泼的年轻人。翻多了这本书，再看看报纸上对我国高考状元连篇累牍地记载，真让人唏嘘不已。近年来，常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当美国的高中生在接受完整的公民教育的时候，中国的孩子却只能皓首穷经，为高考而奋斗。

　　女权意识除了是女子和男人一样，要拥有出人头地和商贾买卖的平等机会，是否还得有点别的呢？其实玛丽•沃斯通克拉特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女权主义的思路，那就是她倡导的以理性为核心的女权思想，她致力于改变的是女性的思维方式，她主张通过教育，将她们的心灵从历史上的附庸，玩偶，和从属的人格地位，解放出来，而成为自己的主人。

　　面对这样一个善于淡忘的民族，历史依旧是会扭曲的前进，这个民族永远也不会从沉思中领悟到什么，只会不断地重演，或许这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

　　太平洋这头的美国人只是在影视剧中玩玩“越狱”的刺激，而大洋彼岸中国内地人为了追寻那本是常识的四种价值，不得不卯足劲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越狱”了。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接受的教育却连我们本身的生命都没有勇气承担？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脆弱？看看那些整日跟泥土与灰尘打交道的民工，一如长期生存在偏远农村的祖辈一样，他们的顽强与坚韧是如此生机勃勃，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亵渎的字眼，生命的陨落形式无非疾老而终，除非极度苦闷，否则就算是年轻的压力再艰难贫困，年老的生活再孤寂落寞，他们依然相信朴素的生命法则，宁愿“苟且”地活在这个遍布灰尘与烟霾的尘世上努力而积极地去改造现实，“贪婪”地吸取着人间每一丝温存，即便是再卑微的冷漠。